第14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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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我们想错了。刘伯温此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定力,所以当羁管他于绍兴的命令来到时,他的面无表情并非是超然度外,而是满脑空白,呆若木鸡。

    三年羁管岁月

    悲观主义者说,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监狱里,也就是说,地球就是个大监狱,万有引力就是镣铐,我们永远逃不出地球去,即使用高科技离开地球,终归要回来的。据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,只有一个人逃出了这个监狱,这位越狱犯跑到月球上,住在阴冷的宫殿里,每天对着一只兔子以泪洗面。众所周知,这位越狱犯就是嫦娥,她的下场有点凄惨。乐观主义者说,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游乐场中,因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缤纷,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。但乐观主义者也承认,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游乐场。

    其实,人心才是最大的监狱。刘伯温虽然受到的处罚是羁管绍兴,但官方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羁管措施,他可以去绍兴任何地方,可以喝酒,可以写诗,可以和朋友游览山水名胜。也就是说,对于刘伯温而言,绍兴这个监狱其实是个游乐场。但开始时,刘伯温拥有悲观主义论调。

    某一天,没有任何征兆,他突然癫狂起来,在房间里大喊大叫,呕吐鲜血,突然昏迷不醒。他的家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,请来游方的和尚、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、名噪绍兴城的捉鬼大师,甚至通过各种上层关系请来了西域的番僧,这些人对刘伯温进行了眼花缭乱的除妖仪式,刘伯温总算醒转过来。可还不如不醒,因为醒来后,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杀行动,比如上吊、割腕、投井、服毒,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样时刻盯着他,使他无法得逞。刘伯温在进行了一系列无法成功的自杀行动后,又经过家人的哭泣劝阻,终于醒悟。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,他坐到饭桌上,用手指蘸了水,在饭桌上画了个八卦图,说:“这就是监狱。”然后又轻轻地抹掉了八卦图,说,“没有监狱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个暗喻,刘伯温告诉我们,人心认为哪里是监狱,哪里就是监狱,反之亦然。

    关于刘伯温多次自杀的事情,有一点需要补充:

    我们知道,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城时已是43岁,四十多年来,他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顺畅无比,比如有人在1353年见到刘伯温,随便问他个问题,他马上就能回答,他通晓的学科天下无出其右。如果把刘伯温放到西方,那他是最幸福的人,因为西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,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善,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。西方哲学家认为,一个人追求智慧是无止境的,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就是在享受幸福。但在东方就不是这样,东方人认为,追求智慧只是手段,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成功。一旦成功遥遥无期,那就谈不上有幸福感。

    刘伯温有智慧,但他没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,他认为的幸福是凭借智慧取得的成功。由于成功没有取得,反而还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,所以他不开心,所以就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。

    站在绍兴城里最高的地方俯瞰绍兴城,它是一座被水洗过的绿油油的城池,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,它永远都保持着那种惊世骇俗的纯净。刘伯温站在那里,脑海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绍兴的历史。最先跃入脑海的是舜帝在这里接见百官,然后是大禹在这里召集诸侯,宣称不再禅让,而要家天下。时光如梭,刘伯温能清晰地看到,一个鹰钩鼻子、嘴里永远都散发着臭气的人正在这里卧薪尝胆,这个人就是越国国王勾践,他因为品尝了敌人的大便,嘴里永远都保持着一股臭味。光阴似箭,刘伯温又看到一群宽衣大袖的人正在绍兴城里谈天论地,就是不问世事,这是魏晋那群所谓的风流人士。突然一声马嘶,刘伯温看到宋高宗赵构在这里胆战心惊地避难,而且还说出了“绍祚中兴”这四个字,“绍兴”就是这么来的。

    刘伯温站在绍兴城中最高处反刍历史,历史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,他说:“如果绍兴是座监狱,那这座监狱真是风光无限,因为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住过。人绝对不能委屈自己,我要放浪山水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种临时的人生信念,就如一张邀请函,刘伯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绍兴,和他一起放浪山水,和他一起喝酒写诗,永无虚日。

    在这三年看似热闹其实内心百无聊赖的时间里,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事发生。比如刘伯温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。“王冕”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的,他可谓是当时着名的诗人、文学家、画家、书法家。《儒林外史》开篇的楔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,不过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隐士、高人。我们小时候也学习过关于他刻苦学画的课文,另有他的一首《白梅》也是相当出名的,语文题目中也没少考过:“冰雪林中着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

    王冕是绍兴人,和鲁迅先生是同乡,他慷慨有大志,通术数之学,也算得上是位“仙儿”。元末天下还没乱糟糟的时候,他曾去过京师,偷偷与人说“乱且作”,人们都以为他疯了;后来他又仿照《周礼》着书一卷,说道:“我还没死,拿这个去献给明主,可以让天下太平。”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,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(谘议参军)后,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。

    王冕死是后来的事,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。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,还在杭州的时候,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,早就想结识了,这次到绍兴,正好有了这个机会。其实,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,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,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,但在特定时期,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,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,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。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,比如都能画点小画、作点小诗。

    交往起来以后,王冕的诗集出来后,请刘伯温作序,刘伯温欣然允诺,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,好好地夸了几句。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,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。

    除了交朋结友,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、作作文。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。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,在绍兴的这几年,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,比如“牡丹会”啊,“南镇之游”啊,“竹林宴集”啊,“郊外游”啊,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。

    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,于是,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“羁管绍兴”的篇章时,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: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,写诗作画,跟朋友喝酒谈天,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。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。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:刘伯温强颜欢笑,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。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,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,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,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。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,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,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,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。“韶华不我与,去若川水流”这种“时不我待”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。

    可是,刘伯温也明白,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,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,但现实却是,没有平台给他。如果没有戏台,自己又不能搭建,唯一的办法就是,在心里唱戏。但心里唱戏,别人又看不到,所以唱了等于白唱。

    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,刘伯温诗文自娱,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《象棋的故事》,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,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,所以就背诵一本象棋谱,结果出狱后,成了一名象棋高手。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,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。

    孟子说过,对于君子而言,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,万物皆备于我,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,最后成全我。

    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人人都喜欢顺境,不喜欢逆境。人人都喜欢游乐场,不喜欢监狱。

    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,刘伯温也曾“出狱”过。当然,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,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,而是心灵的出狱。

    张士诚的革命路

    刘伯温的“心灵出狱”发生在1354年阴历十月,原因是,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(今江苏高邮)大败革命家张士诚。

    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(在今江苏大丰)。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,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,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。到了元朝,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,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 显然,泰州真富,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,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。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,和社会有关。元末天下大乱,元朝政府要镇压,要挥霍,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,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,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——税收。平时收三分的,现在收五分,增加税收,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,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。于是,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,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,价低有人买,价高也有人买,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。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,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,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。有数据表明,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,仅仅四十年间,盐价上涨了十六倍。

    国家的盐买不起,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,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,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,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,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,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?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,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。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,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。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。为此,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,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,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。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,先打七十板子,如果侥幸不死,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,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,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。虽然国家盐禁重,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,只要做好了,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。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,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,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,要赚就赚多的,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。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,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,所以盐贩子们又经常采取拉帮结伙、武装贩盐的手段来对抗官府,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武装暴动作了军事方面的预演。

    张士诚自从加入盐贩子队伍以来,腰包渐鼓,但张士诚不太爱钱,反而喜欢结交朋友,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。因为经常做东道主,所以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。张士诚虽然有钱,但由于是走私性质,不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钱财来源,因此他常被那些通过刮地皮赚钱的人看不起。有的富户们向张士诚买盐后赖账,表示:“要钱,可以,不过你要等着吃官司。”张士诚当然不愿意贩私盐这事儿曝光,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。不单是富户欺负张士诚,那些收受他贿赂的官员也对张士诚这样的盐贩子非打即骂,特别是管理盐业的警察,简直不把这些财神爷当人。如你所知,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,张士诚忍耐的限度终于在1353年春节后被突破。

    有一天,他和十七个最要好的同事喝着盐水,吃着馒头,说:“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,而我们却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。我们倒不如拼一把,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窝囊地活着好。”

    如你所知,这是冒险主义。因为张士诚不同于方国珍,也不同于刘福通,更不同于徐寿辉。方国珍革命时,仅他的家族就有几百号人;刘福通革命前,就在白莲教有着高贵的地位;徐寿辉更不用说,是黑社会当家的,手下小弟多如驴毛,给他们一把砍刀,那就是一支军队。

    张士诚什么都没有,算上他,才十八个人,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运盐的工具——扁担。那玩意根本杀不了人,只能肩挑东西。

    无疑,张士诚革命,就是闭着眼向黑暗的深渊里纵身一跳。但他的十七个同伙都认为值得一跳。张士诚又说:“这事儿可比贩卖私盐严重得多,所以我们必须捆在一起,生死与共。”这些人说:“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”张士诚就咬破自己的手臂和他们歃血为盟,在一个没有月光、只有点点星光的夜晚悄悄摸进了盐警警长的家,十八条扁担排山倒海般地砸向了那位警长和他的家人,半个时辰后,这一家子就被扁担送进了阴曹地府。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,张士诚惊喜得浑身冒汗。他们又趁热打铁,拎着十八条扁担冲进了当地的几家富户,如法炮制,把那些富户也用扁担拍死,然后打开仓库,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穷苦人,接着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净。

    这种用别人的生命和钱财为自己赢取人心的举动,又称为劫富济贫。张士诚在劫富济贫的现场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,他说:“现在你们得到的是你们应得的,但还是太少。还有一些你们应得的,就在前方。”

    如他所愿,好多穷苦人立即发誓要和他一起去前方寻找属于他们的东西。张士诚扔了扁担,拿起武器,开始招兵买马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,张士诚的革命军就有了一万多人。

    现在,我们可以说,张士诚纵身向深渊里一跳,跳出了成功。从张士诚革命的事情上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人生哲理:有时候,创造奇迹必须要胆大。但张士诚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,比如就在张士诚革命的同时,江西有个叫李九的,也被当时五花八门的革命家们的发家史所激励,所以召集了几个平时的好兄弟,准备晚上攻击“甲主”,然后封官拜爵,过过皇帝瘾。遗憾的是,他们没有张士诚那样的好运气,晚上冲进“甲主”的家时,“甲主”正和警察部门的人喝酒,结果十几个人当场就见了阎王。

    所以说,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时,千万要小心,因为时机是随时都在变的,一厢情愿地借鉴,那就是刻舟求剑。

    张士诚没有借鉴过任何前辈革命家的成功经验,他是个稳健、从不肯投机取巧的人。在张士诚的字典里,世界上没有一顿是免费的午餐。想要得到午餐,必须要稳扎稳打,一步一个脚印。专心地走自己的路,别人怎么看,这不是他所关心的。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,张士诚具有担任领袖的天赋。

    张士诚的稳健作风很快就得到丰厚的利润,1353年阴历三月,张士诚集结三万人,对泰州城完成包围后,猛攻三昼夜,拿下了泰州。这是一次震天动地的胜利,让元政府手忙脚乱。元政府马上把对付方国珍的招数拿来对付张士诚,派出高邮行政长官李齐前往说服教育,期盼张士诚能和方国珍一样改邪归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