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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八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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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既然要打脸,就要打的彻底。

    林子轩又看了看郭沫偌的文章。

    郭沫偌认为林子轩的诗作偏向于爱情诗或者象征性太浓,没有反抗精神,不具有进步意义,不符合时代潮流。

    反抗是吧?

    林子轩想了想,找到了一首《死水》,这种诗作不适合寄给冯程程,他就没有写出来。

    《死水》是闻易多在1925年创作的。

    当时他怀着一腔强烈爱国之情和殷切的期望回国,然而,回国后呈现在他面前的祖国却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景象。

    军阀混战、帝国主义横行,以至于作者的感情由失望、痛苦转至极度的愤怒。

    “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,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,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,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。”

    诗作通过对“死水”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的多角度、多层面的谱写,揭露和讽刺了腐败不堪的旧社会。

    表达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绝望、愤慨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。

    诗人那些冷嘲热讽的文字充满了疾恶如仇的破坏∟,欲,有一股摧枯拉朽,扫荡旧世界的如火激情。

    而在义愤填膺、慷慨激昂的后面实际上是一种热切的呼唤,呼唤一种光明美好的新生活,呼唤一个充满生机活力、充满希望正义的新世界!

    这是一首充满着对黑暗社会的诅咒与彻底不妥协的战歌。

    想必这首《死水》的反抗精神够强烈了吧。

    想起《死水》,林子轩又想到了闻易多的《七子之歌》。

    《七子之歌》共分七首,分别是澳门、香港、台湾、威海卫、广州湾、九龙、旅大。

    在这个年代,这七个地方都被各国列强霸占。

    作者用拟人化的写法期盼着国家能够收复失地,重整山河,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。

    林子轩只看过其中写澳门的那一首,因为其在后世被谱成了曲子,传唱开来。

    于是,他在稿纸上写下了《澳门之歌》。

    你可知“macau”不是我的真姓?

    我离开你太久了,母亲!

    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,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。

    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!请叫儿的乳名,叫我一声“澳门”!

    母亲啊母亲!我要回来,母亲,母亲!

    林晓玲看着哥哥不一会就写了两首诗作,心中震惊不已。

    第一首《死水》她看的不是很懂,只觉得透着深深的绝望,她不喜欢,而第二首就不同了,让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

    林子轩并没有停下来,他又想到了一首《有的人》。

    “有的人活着,他已经死了;有的人死了,他还活着。”

    这是臧客家在1949年为了纪念鲁讯而写的诗作,赞颂了鲁讯不屈的战斗精神。

    林子轩写了前四句,停顿了下来,下面的段落不太好写。

    这和《死水》不同,《死水》用的是象征手法,怎么理解都可以,而《有的人》则太过直白,在这个时代写出来容易引起误解。

    反正这四句提纲挈领,意思表达到了就行了,他没有继续写下去。

    郭沫偌还说林子轩的诗作在形式上不够自由解放。

    林子轩找了找,还别说,他看过的诗歌中真的没有像郭沫偌那样自由奔放的诗作,这种奔放流的自由诗体可能就是他独一份了。

    不过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倒还有几首,其中余光仲的《寻李白》无疑是经典之作。

    《寻李白》的外部结构自由而严谨,造句、建节与成篇都比较自由舒展,正是自由诗体,而且想象力奇特,天马行空,超逸绝然,意境宏浑壮美,有太白遗风。

    “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,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,绣口一吐,就半个盛唐。”

    这无疑是全诗最光彩照人的笔墨,和郭沫偌的女神体有的一拼。

    写完这四首诗,林子轩又写了一篇新诗评论,叫做《一花独放不是春》。

    在新诗创作中,单一形式和风格不能算是新诗的繁荣,只有不同风格的新诗共同发展才算是新诗的兴盛。

    不要用自己的创作风格来评判其他人的新诗创作,那不叫诗人,而是诗霸。

    我们的诗坛不需要诗霸,只要自由的发展就好了。

    林子轩给郭沫偌套上了一个“诗霸”的头衔,估计够他受的。

    林晓玲此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她知道哥哥有才华,又写诗,又创作歌曲,还拍摄电影,可以前没有亲眼见过。

    现在看到哥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写了四首诗,一篇评论,感觉不太真实。

    写诗真的那么容易么,怎么像是喝白开水一样。

    林晓玲摇了摇头,算了,不考虑这么深刻的问题了,还是赶紧把哥哥的稿子寄出去,给郭沫偌狠狠的一击。

    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被寄到了《学灯》编辑部,这是林子轩第一次对新诗之争做出回应。

    《学灯》此时的主编是郑震铎,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。

    这牵扯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矛盾,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

    去年《学灯》的“双十节增刊”中,郭沫偌不满周作仁和鲁讯排在他的前面而写信给当时《学灯》的主编李时岑抱怨。

    这本来是私下的信件来往,不过被李时岑刊登到他主编的《民铎》杂志上,弄的众人皆知,引起了鲁讯和周作仁的不满。

    鲁讯在1921年8月29日写给周作仁的信中表示“又云郭沫偌在上海编《创造》,我近来大看不起沫偌田汗之流。又云东京留学生中,亦有喝加菲而自称颓废派者,可笑也。”

    这或许就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矛盾的起源。

    郑震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,而林子轩的诗歌是周作仁推荐发表到北大《新潮》杂志上的,林子轩已经被归于文学研究会这一系的作家之列。

    相对于郭沫偌,林子轩算是自己人。

    看到林子轩对于郭沫偌的反击,特别是提到“诗霸”这个词,郑震铎不由得抚掌大笑。

    第二日,林子轩的诗作和评论就刊登在了《学灯》上,还附有主编的推荐语。

    自然是偏向林子轩这一边的。

    由此关于新诗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的境地。